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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峰雅韵|从地缘亲缘业缘看东莞对容庚先生治学的影响
发表时间:2020年11月16日 来源:东莞文明网 字体:[][][] [关闭]

  容庚

  容庚成长受业于东莞,求学治学于北京,精研书画于广州,为我国古文字、青铜器及古书画的考订研究及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东莞作为容庚的家乡,给予其深厚的文脉家学滋养以及金石书画启蒙,成名作《金文编》初稿亦于此地完成。北上寓京期间,容庚以同乡之谊、同业之缘,广交良师益友,切磋精进学术,促其成就学术高峰。本文试从地缘、亲缘、业缘三个方面探讨莞邑、莞人对容庚治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。

  一、地缘:承乡风文脉

  东莞为岭南古邑,东晋咸和六年(331)立县,素有崇文重教传统。明清以来,学馆林立,名师掌教,科甲鼎盛,英才辈出,文脉延绵不断。文人墨客,雅集成风,喜在东莞的名胜园林中结社吟诵。晚清,博厦张氏建可园,邀请居巢、居廉客居于此,鼎力相助其创造性发扬“撞水撞粉”技法,使东莞可园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摇篮以及岭南画派策源地。容庚深受乡风文脉熏陶,形成勤勉好学、博思卓识的个性特质,成为其矢志治学的基础。

  兴学重教之风

  唐宋以来,随着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,莞邑讲学育才之风渐浓。特别明清两代,政府兴学,官员促学,乡绅助学,宗族重学,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,建有县学、社学、书院、私塾、义学等90余所。官绅贤达延请名师掌教宝安书院、龙溪书院等,书院授业者多为饱学之士,如“粤诗冠冕”之称的李黼平、“东塾学派”的开创者陈澧等。可谓名儒硕彦云集,学子门人多出俊才,其中不乏书画名家,如被誉为“粤东冠”的山水画家袁登道、擅写兰竹尤善行草的王应华、以画马著称的张穆,均在岭南画坛占有独特地位。

  兴学重教造就东莞科名显赫,出现三代及第、四世科甲的盛况,据不完全统计,明清两代东莞有举人1691名、进士223名。朝中任职不乏文武兼备者,如受封“东莞伯”的何真、孤军卫城救国的罗亨信、被誉为“大明长城”的袁崇焕等。明理学名臣丘濬曾言:“岭南人才最盛之处,前代首称曲江,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。”

  

  

  

  

  丘濬《东莞县重建儒学记》碑刻(东莞市博物馆藏)

  近代,东莞的教育事业多由东莞明伦堂支持。明伦堂曾出资筹建5所中学(含东莞县学堂),资助200多所公私小学,又为留学者提供津贴,“东莞籍往西洋(欧美)留学的每人每年津贴一百六十两(后来改两为元);往东洋(日本)及北京留学的每人每年津贴八十两”。清末,明伦堂在京城留置公产,由容庚外祖父邓蓉镜经手购得烂缦胡同49号(现127号)院落作东莞会馆,为莞籍学子提供应考居留、探讨学术之所。容庚伯父容作求亦曾担任明伦堂董事。得益于此,莞籍学子赴京留洋深造者众多,且多有建树,如伦明、容庚、容肇祖、张荫麟等,历史学家陈垣曾赞誉:“粤中后起之秀,以东莞为盛”。

  文人雅集之风

  明天顺五年(1461),莞人结凤台诗社,其后县令吴中筑诗社于县城凤凰台下,作为诗人雅集之所,酬唱渐成风气,著名学者黄佐、屈大均分别称道凤台诗社“力追唐音”“颇得源流之正”。凤台诗社相继延续近五百年,促进了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发展。清初,东莞县城西北有东湖,莞籍画马名家张穆与善诗能书的进士尹源进先后在此修筑东溪草堂、兰陔别墅,遗民逸士、画家诗人纷至沓来,唱和不断,其中包括“岭南三大家”屈大均、梁佩兰、陈恭尹等人。文人雅集成风,潜移默化地助益东莞文脉的延续。

  岭南画派之源

  可园

  晚清时期,东莞可园(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)主人张敬修延请岭南画坛的杰出代表居巢和居廉(画史上合称“二居”)寓居可园十数年,为“二居”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资源、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环境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。“二居”以写生、写实为旨趣,突破当时流行的文人花鸟画程式,“承继恽南田以来的没骨花卉画法,并创造性地将撞水、撞粉之法发扬光大,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”居廉晚期弟子高剑父、陈树人、高奇峰,开创了岭南画派,而传承其艺术的东莞画人亦蔚为可观,其中不乏知名画家如容祖椿(容庚从叔)等人,东莞可园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及岭南画派策源地。

  二、亲缘:以家学为基

  莞城人文荟萃,名门望族众多。容庚成长于容、邓两大望族之家,深受家风熏陶、家学浸染,在家族前辈的引导、指点和培育下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。

  家风熏陶

  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,祖父容鹤龄为同治二年(1863)进士,掌教东莞龙溪书院、顺德凤山书院十余年,曾礼聘陈澧来莞讲学,莞邑士子多出其门下;父亲容作恭为光绪二十三年(1907)拔贡,喜治史学,藏书万卷;从叔容祖椿师从居廉,以画花鸟见长,兼擅人物、山水,精鉴赏,是广东诗书画界社团“清游会”的倡导者之一,也是广东“国画研究会”重要成员。南街邓氏诗书传家,尤善治印,自始祖邓云霄至邓尔雅,治印相传十一代,外祖父邓蓉镜为同治十年(1871)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充国史馆纂修官,曾掌教广雅书院,擅篆刻,富收藏,金石拓本、书籍、古玩、印谱一应俱全;舅父邓尔雅传承祖辈治印之艺,印、书、诗、画皆负盛名,尤擅金石书法、文字训诂,著有《文字源流》《邓斋笔记》《印学源流》等,曾求学广雅书院,成为陈澧门下三传弟子,又于1905年赴日本专攻美术,积极参加各类社团,加入邓实、黄节等组建的“国学保存会”以及柳亚子、黄宾虹、蔡守创建的“南社”,负责“南社”广东分社社务,参与黄宾虹等组建的“贞社”,与潘达微、黄般若等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。两大家族,世代书香,为容庚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底蕴。

  邓蓉镜晚年写下《家规六则》,其中“一曰勤,民生在勤,不止读书之宜戒荒嬉也”,受此家规教诲,容庚常以“孔子自谓‘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’”自勉,并终身践行。容母邓琼宴秉承家风,严格要求子女,效孟母三迁,为子女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,带容氏兄弟随邓尔雅辗转广州、东莞,邻校而居。容庚少时曾沾染恶习,“嗜赌博,纸牌、天九、麻雀、鹘子、象棋之属靡不喜。间复吸鸦片,饮酒为乐。母知之,辄痛责,责而悔,悔而改,至于再三。余之不终于堕落者,母之教也。”为报母恩,容庚潜心治学,终成一代大家。

  家学滋养

  容庚一生有两大嗜好,一曰金石,二曰书画。金石得益于舅父邓尔雅,书画主要受教于从叔容祖椿。尤其邓尔雅,在容庚早期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的选择与确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容庚曾言“没有四舅邓尔雅,便没有容庚,我也是一个没有‘文凭’的教授”。此外,容庚亦受外祖父邓蓉镜影响,喜好鉴藏研究。

  1.得邓尔雅授业,结金石之缘

  ●由印而字,激发兴趣。容庚兄弟三人自幼随邓尔雅学治印。邓尔雅认为,无文字学功底,篆刻亦难有成就,故十分重视文字工具的研究,有意引导其学习金石文字,翻阅许慎《说文解字》、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以及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等书。正如容肇祖回忆:“从刻印的兴趣,他步步深入地把我们的学习中心纳入正常轨道,使我们青年好奇意识自觉地转入到必读文史古籍等方面去。”在邓尔雅引导下,容庚选择金石作为治学方向,历时六年,完成《金文编》初稿。

  ●倾其所藏,助益治学。邓尔雅藏书丰富,并经交游广泛的同道“借了许多稀有难得的金石文字书籍”,为容庚提供丰富的治学资源和便利的研究条件。邓尔雅常以个人墨迹与收藏赠予容庚,激励其用心求学。得知容庚藏有居廉的花草册页后,邓尔雅将其收藏的居廉画作相赠。容庚自北大返乡省亲,邓尔雅书“独立千秋谁与共,一洒当年新学肠”联以赠,嘱其奋力编成《金文编》。

  ●引荐名师,帮扶提携。邓尔雅自幼常伴邓蓉镜左右,得以结识名流,求学广雅时结交名家之后,留学日本期间认识诸多爱国志士,回国后长期活跃于南北艺林,参与各类社团活动,广交海内知名学者、书画名家。邓尔雅以其自身的人脉资源,提携帮扶容庚。1922年托友人写信,引荐容庚携《金文编》向罗振玉求教,使容庚得以在高等学府深造并获大师名家指导;1926年引荐容庚拜访黄宾虹,并亲自修书“深愿足下进而教之也”。

  2.受容祖椿启蒙,好学画师古

  青年时期,容庚受从叔容祖椿书画艺术启蒙。容祖椿指导容庚观摩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《画史汇传》等书,操笔临摹古人画作。1937年,容祖椿为容庚创作一百五十余幅扇册《自庵花卉扇册》,是其晚年最为用心创作的花鸟画系列,对此容庚甚是喜爱,亲自书写画目、题跋以及《容祖椿小传》,详细为每幅画作定名,又请商衍鎏、吴镜汀、启功等十余好友品评、题跋。参与绘画实践、品鉴容祖椿等名家画作,使容庚对书画艺术一直保持浓厚兴趣,闲暇之际喜临仿古画,如临柯九思《竹谱册》、仿大痴山水图轴、仿戴进《湖山结夏图轴》等。

  3.承邓蓉镜遗风,喜鉴藏研究

  容庚外祖父邓蓉镜,喜好书画鉴藏,亦收藏书籍、金石等。在京期间,“时与赏鉴者游,获闻绪论,见有名人遗迹适惬于心者,辄购藏之,并摭次其人之事实汇纪于册”,晚年将所藏书画编成《诵芬堂藏书画记》。容庚少时曾得见外祖父的收藏,受此影响,常流连古玩店及书肆,购藏研究青铜器和书画丛帖,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收藏家。容庚自言“得商周彝器百数十事,篡辑为《颂斋吉金图录》及《续录》;得丛帖250余种,编其目为《丛帖考》;收集明清以来书画,得1300卷轴、册并及所见500余种,为《颂斋书画录》”。

  三、业缘:借乡谊精进

  民国以来,东莞赴京问学人数众多,1918年“北京东莞学会”登记在册的会员有94名,大多为莞籍学生。1922年6月,容庚北上求学,到京后入住上斜街东莞新馆,以乡谊为纽带,与莞籍学者、藏书家伦明及张伯桢成为好友,并借邓尔雅友人引荐结识罗振玉、马衡,破格入读北大国学门,进而结识王国维、陈垣、顾颉刚、商承祚、张荫麟等良师益友。得良师指点引导,与益友切磋促进,容庚学术精进,逐步走上治学高峰。

  会馆之谊

  北京东莞会馆为莞籍举子来京赴考的居所,亦是莞籍学人聚集之地。民国时期,北京有两处东莞会馆并行使用。一处是位于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,由张伯桢一家负责管理,另一处是上斜街东莞新馆,由伦明一家负责管理,容庚兄弟初来京即落脚此处。1922年10月,留京东莞学会在东莞新馆成立,宗旨为“联络感情,研究学术,谋本邑文化之增进,社会改良为目的”,容庚、容肇祖任审查员。

  东莞新馆

  容庚留京治学二十余年,两处东莞会馆成为其会见亲友、交流学术、弘扬乡邦文化的重要场所,并与张伯桢、伦明成为好友。伦明常为容庚主编的《燕京学报》投稿,其研究考证的《续书楼读书记》《渔洋山人著书考》及有关续修四库全书的论文,皆发表于此。容庚与张伯桢、张次溪父子来往甚密,尤与张次溪交好。1935年容庚与伦明、张次溪共同出资编印《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》卷,使这幅附有陈子壮等人题诗、罗振玉等人题跋的珍贵资料得以保存和流布。又因伦明、张伯桢、梁启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,且张伯桢是梁启超在东莞讲学时弟子,容庚借此与梁启超相识,曾于1925年10月5日记载专程前往清华拜访梁启超并赠送《金文编》一事。

  此外,东莞新馆亦是容庚艰难时期安身立命的庇护所。1941年因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,容庚从燕东园移居东莞新馆居住五年,其在《丛帖目》自序中提到:“四一年十二月,太平洋战争起,余移居上斜街东莞新馆,百无聊赖,以书画遣日。”

  良师之助

  北上求学初期,容庚借乡谊之助结识罗振玉、马衡,成为其一生治学的转折点;就读国学门研究生时,又得王国维、陈垣等名师指导,对其毕生治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。

  1922年7月,容庚携邓尔雅友人的介绍信,以三册《金文编》稿本求教罗振玉并得其赏识,罗振玉向马衡引荐,称其“治古金文,可造就也”。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马衡,接到罗振玉引荐信后,辗转托文学院教黄节(与邓尔雅有诗文交往)致信约见容庚,因《金文编》体例严谨、材料丰富,决定对其不予考试,破格录取。得益于两封出自乡谊的信函,容庚以中学生身份破格入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,留下一段伯乐识良马的学林佳话。

  罗振玉对容庚编撰出版《金文编》起重要推动作用。此前罗振玉拟增补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而未果,见容庚《金文编》编撰意图、收字范围与其观点不谋而合,故“尽出所藏墨本佽助之”,并于1925年出资为其印行《金文编》,助容庚奠定在金石学领域的学术地位。马衡作为国学门导师,引导容庚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,对其考辨商周彝器有直接影响。容庚受聘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期间,两人在故宫博物院同组鉴定古铜器,随后容庚编印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,亦得到马衡的大力支持并作序。

  容庚入读国学门后,于1923年结识国学大师王国维。编撰《金文编》时,王国维为该书举证四五十事、订正二三十条,并在序言中评价“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,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”。王国维曾称:“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,余所见得四人焉!曰嘉兴唐立庵兰,曰东莞容希白庚,曰胶州柯纯卿昌济,曰番禺商锡永承祚。”正因此评价,郭沫若以“未知友”之名与容庚开始书信往来,留下了56封学术交流信函,成为学界佳话。

  容庚在国学门曾是陈垣学生,又因陈垣与莞籍学者伦明为知交好友,所以容陈二人交往日益频繁。容庚入职燕京大学后又与陈垣成为同事,于是两人由师生渐成莫逆之交。当代历史学家陈智超曾说:“因为陈垣的原因,很多在北京的东莞学人聚集在一起。”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中收入陈垣和容庚往来书信11通,内容以托购书籍、学术交流为主,可见二人相交甚深,相互提携促进。

  益友之交

  容庚亦借助乡谊结识商承祚、张荫麟、顾颉刚等人,与之成为志趣相投的学术挚友,相互切磋转益,共同推动中国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发展。

  在天津求教罗振玉时,容庚结识商承祚,其时商师从罗氏学甲骨文,后两人成为北大国学门同学。容庚南归广州后,与商承祚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共同创立古文字研究室。二人同学、同业、同事,知交六十余年,常一起研讨学术,鉴定古物,在学术上相互影响,知交相长。

  容庚就读国学门时,于陈垣家中结识莞籍学人张荫麟。张荫麟以史、学、才出众知名,陈寅恪称之为“清华学子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”,曾为容庚《古石刻零拾》作序,十分推崇其“以审美态度治史”,二人彼此赏识并在治学上相互影响。

  容庚经容肇祖结识顾颉刚,两人志趣相投,重视考古调查,多次结伴外出访古旅行,对其治学金石考古有重要影响。1933年6月,在燕东园容庚家中,容庚、容肇祖、商承祚、董作宾、张荫麟、郑师许等12人拟成立“金石学会”,次年9月1日,该组织成立并改名为“考古学社”,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社团,并呼吁国人共同阻止国家文物外流。考古学社汇聚了当时国内著名金石学家、古器物学家及考古学家,对促进中国金石学、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

  结 语

  纵观容庚一生治学之路,于东莞,受绵长文脉和深厚家学滋养,奠定学术根基;于北京,得良师指导及好友助益,成就学术高峰;于广州,培养扶掖后辈,潜心研究书画,卓有建树。其著作等身,嘉惠学林,其为人处世、为文治学所体现的品德风范更是一笔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。诚如《东莞新馆记》中言:“吾邑人素以文章节烈著于世,代出伟人……诚为吾邑之光,甚愿吾辈尚论古人以乡贤先哲为法,使吾邑声誉传播于大地!”

  (本文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董红、余春桂、叶茵、田恬、陈靖云,东莞展览馆黎娜、杨叶帆、曹永富,东莞市博物馆张龙、麦淑贤、万彦、姚永余,可园博物馆林臣勇共同完成,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)

责任编辑:梁 玉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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